一聲哀嚎，46歲的阿漢在家中猝然倒下，陷入昏迷。家人慌忙把他送院搶救，可惜回天乏術。 南亞裔的阿漢在香港生活10多年，於這裏成家立室；太太是他同鄉，膝下育有5名子女。來港多年，他靠送外賣維生，沒日沒夜在路上忙着，胼手胝足掙錢養活一家。阿漢突然離世，使其家人頓失生活支撐。基於宗教信仰，家屬拒絕剖驗，於是無從考證死因。 阿漢的悲劇，恐怕只是10多萬居港南亞裔社群之醫療困境的冰山一角。他們不少是長期從事勞動工作的基層市民，既疏於運動、健康意識不足，也從不體檢。而偏向多油和高糖的飲食文化，帶來肥胖風險；血壓、糖尿病、膽固醇悄悄積聚，埋下健康炸彈，自己卻渾然不覺。若長期缺乏健康監察和介入，預計未來10至20年，這一群組的慢性疾病個案將持續上升，對本港醫療體系帶來額外負擔。阿漢就是典型的心臟病高風險人士。 文化差異同樣是一道無形的牆：部分南亞裔朋友對香港公營醫療制度存有戒心，對診症流程、藥物治療心存疑慮，選擇規避求診，寧可硬撐；到病情惡化，甚至出現急性併發症才趕送院，往往為時已晚，錯過最佳治療時機。 政策滯後 追不上社群需求 政府投放於少數族裔的醫療資源，無

晚上11時，護士敏玲在護士站的電腦前正努力輸入資料。下班時間已過了1小時，敏玲爭取每分每秒趕快完成工作，回家看看兒子。公立醫院忙碌，不是新鮮事，但我聽過太多同事埋怨電腦系統的數據輸入增加工作、耗費時間。「智慧醫院」不該是提升效率、減輕工作嗎？數據重複輸入，不但增加工作，更增加錯誤風險，跟「智慧」背道而馳。買來的外掛系統與CMS（醫管局臨牀管理系統）互不相連，我可以理解，惟醫管局資訊科技（IT）部門寫的系統接不上CMS，就說不過去了。 世界已從電子時代進化到數字時代，再轉入智慧時代；系統之間數據不通的舊概念，已然過時。只要可以輸出，人工智能（AI）都有辦法把數據轉移往另一個系統。當然，也怪不得IT同事，AI爆發式發展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只要急起直追，為時未晚。 「智慧醫療」需要數據驅動，數據輸入可以無感。當護士接上血壓計和血氧儀，數據自動輸入CMS，就是無感數據輸入。 病人信息更完整 助醫生定方案 讓我幻想未來的醫療——AI預診系統利用候診時間，依據病人的不適和往史，與病人對話，並生成預診資料。於是，輪候不再是枯燥的等候，而是診斷過程重要部分。見醫生

踏入夏季，立法大會稍休，全體議員一起赴京研修，為期一周。研修的主要地點在國家行政學院。這是國家公務員研習的院所，也提供研習班給企業或境外機構，猶如大學。其他時間是參訪，包括處理人民投訴的專門辦公室、高新科技中心以及歷史博物館。晚間還有小組討論，行程排得滿滿。 研習內容圍繞「一國兩制」、國家安全、社會治理、危機處理，也涵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十五五」規劃。 研修首先回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指出「一國兩制」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前所未有、最適合社會發展的優越制度，強調憲法是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法理基礎。在國家快速發展及國際形勢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香港在國安法落實及選舉制度優化後，立法會肩負更大責任，必須在「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下提升治理效能。面向新世代，香港需把握「十五五規劃」所提供的方向與機遇，加速推動整體發展。 在社會治理方面，專家講者提出應急治理的完整邏輯，包括風險研判、組織動員及統一指揮三大支柱，並例舉真實個案，分析透過制度化的防範與應變體系可提升安全治理能力，避免災難重演。 國際關係的分析討論甚為精闢：世界正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呈

「我這癌症，是絕症吧？」徐伯問我。 「遲了發現，肺部和腰骨都有擴散，不過控制疼痛方面我們一定有方法。電療能止痛，藥物可抑制腫瘤。逐步來吧！」 「我還可以活多久？」 「明年今日多半還可以自由活動，往後就看治療效果了。」 一家人愁雲慘淡，身為病人的徐伯還算從容，婆婆就不知所措，幸好女兒在旁邊安慰。 之後每次放射線治療和藥療，婆婆都伴隨左右，女兒最初也一定出現。婆婆看到徐伯生活如常，心情也穩定了，覆診多半就只兩老一起來。 一年後情况逐漸變差，癌病擴散到肝臟。徐伯活動逐漸困難，整天都累，氣力不夠。與一家人討論後，大家還是希望在家照顧。婆婆也接受了徐伯罹患晚期癌症的事實，在家照顧得挺好。 這天覆診，正好一家人都來了。 「我自知差不多了，走時不痛、不辛苦就好。」 婆婆連忙示意徐伯不要說。 「自己的事自己知，我就是放不下這個老伴。50年了！」徐伯說出心底話來。其實婆婆看到丈夫一天比一天虛弱，也心裏有數。 「一年了，每次你都陪伴伯伯一起來，都辛苦了。有些事總要有準備吧！」 婆婆點頭，向老伴說：「你放心吧，我都好，女兒又孝順。」徐伯安慰地點了點頭。...

「做，快做，痛死我了！」 「胃穿孔，如果可以微創我就微創幫你修補，否則開刀。明白就在這裏簽名。」 第二天查房時，病人術後穩定，痛楚少了。我問：「你這消炎藥哪裏來的？用了多久？」 「藥房買的，店員說止痛好，我吃了幾個星期。」 「你腎功能也受損，可能與藥物有關。你再亂吃藥，早晚害死自己。」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病人用的是非類固醇消炎藥（NSAID）之中較烈性一種，屬於醫生處方藥物。 監管嚴格是市民對香港醫療制度信心的重要來源。可是，售賣藥物法例雖嚴，執行卻遠遠不足。一些違規藥房在沒有醫生處方下售賣抗生素、類固醇、消炎藥不是新鮮事，而且屢禁不止。藥劑師是註冊專業醫護人員，受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監管，必須嚴格遵從專業守則，否則牌照不保。可是，藥劑師不一定是老闆，藥房也不一定由他掌管。藥房持牌人是獲授權毒藥銷售商，也必須按執業守則運作。執法不到位，衛生署難辭其咎。 社區藥房 基層醫療重要一環 社區藥房是基層醫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藥劑師全程主理——藥劑師向市民解釋用藥須知、解答用藥疑難，識別藥物副作用，提高服藥依循，也為市民介紹合適藥物緩解徵狀；當發現高

標題引人聯想：醫醫相衛、醫生霸權！不是嗎？一個初生嬰兒事故讓家長苦等16年，若非輿論壓力，還恐永久擱置。一個延誤急救的整形手術引致病人失救，醫生居然因認知障礙而當庭釋放。 初生嬰兒案延遲多年未訊，據說家長致電詢問多次未果，又據說「漏單」：在醫委會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敦促翻查資料才找回。是誰之過？申訴專員介入調查後，指「秘書處向醫委會提供行政支援……雖然秘書處職員在公務員編制上隸屬衛生署，但他們均受醫委會直接領導……有關註冊醫生投訴個案的處理和進度，均由醫委會直接監督及管理，及要就其成效負責和向公眾交代」（註1）。申訴專員公署表示（註2）：「對醫委會現行投訴處理機制及進度表示關注，並提出多項改善建議，當中部分涉及修訂現行法例。」 在初生嬰兒案中，醫委會對延誤難辭其咎。病人、家長和醫生，都是延誤研訊的「苦主」。案件懸而未決，對醫生來說就是頭上方懸掛的一把劍，要不來個痛快，要不盡快移開。 2024年醫委會紀律研訊總計涉及40宗個案（註3），其中7宗罪名不成立，12人被判除牌（緩刑）。緩刑令醫生終身背負污名，是嚴重懲罰。但從公眾角度看，醫生繼續執業，恍如無

從實習醫生Angel把自己膝蓋X光放上IG的報道到6月12日遭醫院管理局解僱前後不足一周；線上下均評論如潮，有嚴言苛責，也有遺憾可惜。 可惜當然可惜。事發在6月，實習期原定6月30日完成，距醫管局發出第一份公報的6月7日只有3周多一點。踏入醫學院，6年的挑燈夜讀、每年過關斬將、到得畢業，穿上實習醫生的制服，那是從小寒窗的夢想吧！怎料醫學訓練戛然而止，唏噓！ 有說Angel是KOL，網上粉絲數萬，言論輕浮。我不認識她，也沒看過貼文。醫學生也是年輕人，在社交媒體建立個人化的形象有何不可？健康形象的定義充滿主觀，即使不導人向善，只要不詬淫誨、不作侮辱性或危害性言論，又如何污衊了醫學界的形象？難道醫生都必須枯燥乏味、正襟危坐的嗎？有説她工作不負責任、靜脈導管屢屢失敗又試圖掩飾，若果屬實，當然極不理想。實習醫生在監督下工作，由上級醫生負責訓練、部門主管評核。力有不逮則加強訓練、態度劣拙則警戒訓示，屢勸不改可評為不及格論。監督下何以事故頻傳？監督到位否？ 醫管局的兩份聲明高度聚焦：涉事人以虛假身份登錄臨床醫療系統，懷疑瀏覽非自己病人的資訊。解僱的原因在於經調

「醫科叫『神科』，成績好卻沒有常識」、「匪夷所思」，還有更刻薄的評語不停出現於網上。眾怒所指的，是一名實習醫生由另一名醫生擅自操控X光機為她膝蓋照X光，還在社交媒體發文說「這是實習醫生的福利」云云。未幾，傳媒又翻出另一宗事故：涉事實習醫生曾找來另一所醫院的醫生為病人做直腸鏡檢查。怎料，第三件事接踵而來，執筆之時，傳媒報道涉事實習醫生使用他人帳號登入病歷紀錄系統瀏覽病人資料。 醫管局報警處理，涉案人員停職。東窗事發的6月，是實習期尾聲，各人都忙於申請正式註冊，不少都已找到7月「轉正」的醫生工作。假如實習評核不及格，或被大學評為不適合執業，大學便不會發出完成實習證明書，正式註冊遙遙無期。壓力可想而知。 社會關注醫生應有的行為規範，但事件具體的來龍去脈，我只從報道窺見一斑，故不能針對地分析，只普遍而言之。 公立醫院服務的對象是廣大市民，醫療器械和藥物為市民而設。員工要是生病、受傷，可按緩急程度，前往急症室或員工診所，正常登記、免費診治——免費診治是合約規定。要是隨意「插隊打尖」，就違反了「病人至上」的原則；即使沒有明顯影響病人排期，也於理不合。醫管局沒

「先生，不用局部麻醉藥的話，傷口會縫得好些。」 我心裏第一個反應是好啊，有趣，看看有多痛也好。於是我開口：「好，聽你的。」護士小心翼翼拿起針持，用的是「6-0」縫線，那線幼如頭髮。外科縫線號碼愈大，線愈幼，技術要求就愈高，所費心機也愈多。可見護士兢兢業業，有心做到最好。 大約30年前我當初級醫生時，有一天急診室來了個彪形大漢，背上一條尺多長的刀傷。他毫不含糊地告訴我那是械鬥斬傷的，黑社會嘛！ 縫針吧！大漢說，「知道，有經驗」，然後加一句：「不用麻醉，我不怕痛！」10多20針縫線，不痛才怪。我偷看，他明顯在閉目強忍。 誰知20多年後，病人是我。有一點刺痛吧，反正意外時我臉頰骨折，影響了感覺神經，臉原本就麻痹了大半。 另一次我在急診室縫針，也是30年前。那一次來了兩名病人，同樣是械鬥，同樣是刀傷；一個在臉上，一個在額頭。額頭屬於神經外科，臉部屬於頭頸外科。我是頭頸外科受訓醫生，所以臉部刀傷的病人歸我。我大學同學是神經外科受訓醫生，所以他負責額頭刀傷的病人。 臉部縫針，我也用「6-0」縫線，每4至5毫米下一針，所以幾條刀傷就夠我縫上大半小時。開始不久，

2025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報告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並再次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寄予厚望。習主席的講話不僅為香港的經濟轉型注入強心針，更為我們優化基層治理、改善民生福祉指明了清晰方向。 作為醫療衞生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我深感責任重大。醫療健康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如何將習主席的殷切期望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推動力，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履職課題。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同時正迎來國家「十五五」規劃全面啟動的關鍵戰略窗口，特區政府正積極籌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為了讓本港醫療衞生政策能精準對接國家戰略，並切實破解本地人口老齡化與醫療系統超載等深層次矛盾，在過去一段時間，我與團隊廣泛走訪並收集醫療衞生業界的寶貴意見。我們凝聚了跨專業的真知灼見，正式製作並向立法會及特區政府提交了《香港5年規劃建議（醫療衞生）報告》，本着「人民至上、專業引領」的初心，為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藍圖提供務實參考。 結合這份五年規劃建議報告與本人的履職思考，我認為貫徹行政長官述職報告的精神，必須從以下三個維度精準發力：...

「林醫生，醫生執照試及格率低了，是否反映香港醫生保護主義抬頭？」 「水平不達標自然不及格，多了考生不及格，所以及格率偏低，不很清楚嗎？」我回答，「不及格可能反映考生水平太低，也可能源於他不熟悉香港的考試方法。」 考試是博弈的一種，自有其博弈規則。答題的鋪排、範圍和深度，表達的方式，都影響成績。任何學生都知道「操卷」何其重要；在不認識考試規則下匆匆赴試，實不可取。舉例說，香港醫學訓練着重問診、標準身體檢查，以及病理的邏輯推論，有別於專注於掃描化驗的某些地區。常見疾病及風土病，有其地區獨特性，卻是執照試的必考題，不熟悉便無從取得高分。在香港醫生執照試不及格，只表示考生在我們要求的各方面不達標，不排除他在其他領域成就卓越。 「聽說近年考試的評分標準收緊了，以致及格率下降，你是否同意上述意見？」記者繼續問。 試題漸偏重臨牀考核 更有利考生 香港醫生執照試的評分準則，由兩所本地醫學院決定。大學多次表明，執照試的水平跟「兩大」畢業要求相同。醫學發展，或會改變疾病的治療，答案相應更改，自然無可避免。據悉，試題已逐步減少基礎科學知識，而偏重臨牀考核，改變將更有利

40年前沒有AI（人工智能），個人電腦（PC）才剛興起，而且價格不菲，一台要1萬多元。40年來PC幾乎沒有加價，但性能蛻變了無數次。故事從10年後的1990年代說起。 當時我是初級醫生，公立醫院還沒有電子病歷。有一天看門診，我上級把簡單的病人分給我看。簡單與否，看病歷紀錄（牌板）厚度，於是我分到最薄的。病人是一名老先生，說看了10多年，每個教授都認識他。原來，厚厚的牌板被教授取走了做研究。當年教授房間堆滿牌板，看病時我們就沒有了。 後來，電子病歷系統出現了，資料不會遺失。但鍵盤只能輸入文字，不能畫圖。於是我們在手術紀錄寫「腸繫膜下動脈根部遠端方向1公分出現1.5公分硬淋巴結，盤腔右側腹膜反折2公分黏附硬塊」。原文是英文，總之除了外科醫生，沒人看得懂。 數據氾濫，導致遺漏醫療警示的風險不斷上升。我期待引入AI，代我在茫茫數據中尋找信息（例如乙肝）、對比治療（例如類固醇藥物）、發出警示。AI在醫學科研和醫療服務的應用場景，無窮無盡，例如撰寫病歷撮要：當AI學懂提煉關鍵信息，就可以撰寫「智慧撮要」（smart summary），診斷、病况、過敏史、服用

一個投訴，苦候10年。當然，這並非醫務委員會處理投訴的平均時間；但個別案件也須理據充足，以解釋耗時經年。我曾出任醫委會成員，希望以過來人身分來分析問題、識別癥結、提出改革建議。 當醫委會收到公眾對醫生的投訴，即交予初步偵訊委員會（PIC）主席。高等法院在2015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件（HCAL46/2015）的判決清楚表明，PIC主席連同副主席（實際上也連同業外委員）只可在一致認為投訴瑣碎無聊或毫無根據的基礎上駁回投訴，否則必須交由PIC調查。 設立投訴進度查詢機制 若PIC認為表證成立，就必須轉介紀律聆訊。2024年PIC共完成307宗調查，其中79宗轉介聆訊，轉介率26%。同年，聆訊小組完成了37宗聆訊，涉及醫生40名，其中對32名醫生的專業失當指控成立。2024年完成的聆訊個案，只有新增個案數目一半，長此下去，積壓無可避免。 遲到的公義不亞於褫奪了公義；無了期的等待對投訴方或答辯方都是煎熬。我同意設立投訴個案進度查詢機制，並建議增加聆訊小組數目。據悉，政府有意為處理投訴的各個關鍵階段，及終止聆訊後復會設定目標時限，我認為合理，惟須容許合理彈性，

「這藥我沒有吃，醫生說是薄血藥，洗牙前要停，否則流血不止。我怕，所以沒吃。我沒頭暈，所以血壓藥不吃。」 「但醫生剛加了藥，怕是你血壓控制得不好。醫生知道你沒吃藥嗎？」 「他沒問。」 上面的對話，是我看病時常常聽見的。不少病人覺得我健談，就把心裏對藥物的問題一股腦兒問。這我可應付不了。我是外科醫生，問藥只為了手術前評估風險。對於藥物，我不一定熟悉。 其實，公立醫院的同事都解釋了藥物；只是病人回家想到了新問題，又不知道去哪裏問。醫管局的藥物諮詢服務，已經幫了不少。 張婆婆每天服10種藥：血壓的兩種、心臟的3種、糖尿的兩種、膽固醇的1種，還有胃藥和青光眼藥水；轉天氣腰背痛時，還得吃止痛藥。長者服超過10種藥物很普遍；看醫生倒是豐富的節目——糖尿一科、心臟血壓連膽固醇一科，還有眼科和骨科，每年每科看兩次，就總共8次；還要抽血、驗眼、見營養師和糖尿科護士，所以每個月都往醫院跑。女兒帶她去醫院，就差不多用光了年假。 穩定慢病可交家庭醫生 減看病次數 其實，穩定的慢病大可交給家庭醫生，一次診症看幾個慢病，減少看病次數。長者在其生活的社區看病，自己去就行，不必家

一個癌症，傾家蕩產！老黃退休前是中學校長，有自住物業，生活原本無憂；罹患肺癌幾年了，手術後殘留的轉移需要長期服藥。說也奇怪，老黃以為「轉移性肺癌」熬不了幾個月，怎料醫學進步，每天吃藥生活正常；要支付每月數萬元藥費，生活唯有從簡。 香港公共醫療的原則，是無人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當治療，所以設有安全網。安全網不一定覆蓋昂貴藥物。專家委員會按效用、成本效益和可替代性，去決定新藥是否列入醫管局藥物名冊，實也無可厚非。自費藥物資助須經資產審查。老黃經濟條件不錯，所以不符合撒瑪利亞基金的資助條件。昂貴藥物的高資助門檻，是公共醫療的挑戰之一。 政府吝嗇嗎？論增長速度，本港公共醫療開支過去30年都超過本地生產總值幅度。醫療開支不可持續的警號，從1993年「彩虹報告」長鳴至今，是「狼來了」嗎？醫管局每年獲撥款約1000億元；政府每100元開支，約有19元用於公共醫療，佔比僅次於福利開支，不可謂不多。 公帑是否用得其所？藥物浪費不是新聞，若每100粒藥浪費1粒，一年就浪費1億多元，但我怕浪費的不止1%——取了藥不吃，覆診順道多要些藥膏、眼藥水，前線醫生司空見慣了